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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了光明和自由——记老归侨陈振江

2020-06-18 09:10:35荆州市侨联

我叫陈振江,祖籍广东普宁,是一名泰国归侨。清朝末年,家乡爆发霍乱,我们一个家族30多口人,最后只剩下了7口。爷爷不得已带着叔父,姑妈和我的父亲下了南洋,靠打工,当小伙计维持生计,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打拼,最后在泰国安定下来。我们一家人虽然身居他乡,但是一直渴望回到自己的祖国。 1930年,我出生了。按照我们潮汕人(普宁属于潮汕地区)的习俗,孩子要回家乡接受教育,在我2岁时母亲就把我带回普宁。但是回家不久,母亲就不幸病故,九叔把我抚养成人,还供我读书。15岁那年,我回到泰国投奔父亲,并参加了泰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,在党的领导下参加了进步报纸《全民报》(其前身为中共南方局领导的《真话报》等泰国地下抗日报纸)的工作。 1945年10月10日,《全民报》正式公开发行。报社设立之初,条件极其简陋。整个报社就是一间二层楼店铺,总面积不到100平方米,楼上是编辑部和排字房,楼下是经理部和印刷车间。为解决经费困难,报社决定向社会集资,组成股份公司。结果在相当短的时间内,认购侨众达3000余人,共得股金100万铢左右,成立了大众公司,并下设了经营书店(“大众书店”)和出版日报(《全民报》)。我先后在报社做过后勤,当过印刷工,排版员和派报员。

由于我们的报纸主要宣传进步思想,我们这些社员就成上了国民党大使馆的“黑名单”,被他们派出的特务跟踪更是家常便饭。记得当派报员的时候,我身体还很瘦小,有一次在半路上被国民党特务攻击,我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大嚷起来,吓的特务拔腿就跑了。其实,我们这些派报员经常受到这样那样的恐吓和人身攻击,但是只要一想着每个订户见到我们时高兴的神情,我们就充满了勇气。随着国内局势的急剧变化,《全民报》以鲜明的立场支持祖国人民的解放斗争,也因此使得报社的处境更加艰难,不但我们这些派报员经常被国民党特务辱骂和殴打,代理和订户也屡受恫吓和勒索。但我们在党的领导下,不但没有停刊,反而扩版增印,用实际行动回应特务们的威胁。到1949年,《全民报》借得新中国成立的东风发展订户,最高销量达12000—13000份,成为了泰国华文第一大报纸。 随着我们的不断壮大,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极大嫉恨。当时新中国与泰国还未建交,曼谷还驻有台湾国民党当局的大使馆。他们不断给泰国政府施加压力,逼迫泰国政府查封我们的报社。为保证报社和社员的安全,我们在坚守大方向——拥护新中国,促进侨社大团结和中泰亲善友好的前提下,采取了一些措施淡化政治高调,不给泰国当局以查封的借口。 可就是这样,在我在报馆工作的那几年里,警察还是抓了三次人。第一次抓了70多人,我也在里面,从中午一直被审到第二天早上,后被经理担保出来。后来报馆的麻烦逐渐增多,为了保存实力,晚上没有做工的人,就被安排出去外面睡,我就住在外面了。第二次是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时,我们正印五星红旗的时候,警察又来了,那次抓了报社20多人,印的红旗也被没收了,不让我们送给订户,还好报纸还可以正常出版。随着冷战的开始,美国开始插手东南亚事务。在美国和台湾国民党当局的压力下,泰国政府于1952年开始实施《防止共产主义条例》,并于当年12月23日将《全民报》查封。在前后8年时间里,我们总共出版报纸2642期。危机四伏的岁月里,我们忠于信念,坚守岗位,同舟共济,没有出现一个叛徒,也没有一个逃兵。 为了避免遭到泰国政府的迫害,党指示我们报社的社员以难民身份回国,我们100多名社员从曼谷坐上了一条大木帆船,经过12天的艰难航行,终于回到祖国。当我们看到祖国的海岸线时,迫不及待的拿出早已制作好的五星红旗挂在桅杆上,大家高兴的相互拥抱。祖国!我们终于回来了! 今天距离我回国已经有58年,五十多年来,我经历了很多,感悟了很多。在泰国我度过了难忘的青少年时代,在荆州我洒下了全部的青春和汗水。这一路不平凡的人生经历磨砺了我坚韧的性格和不屈不饶的精神。虽然我今年已经80岁了,但是每当回想起往事就激动不已。我热爱自己的祖国,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骄傲,祝愿祖国的明天更美好!